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明代国家的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强化，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而思想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明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人们通过长期的实践，已知七种“榨油枯饼”（油饼肥）的不同肥效，并懂得使用磷肥，认为“凡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凡禽兽骨），石灰淹苗足”（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还掌握了使用砒霜拌种以防虫害的技术，从而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在手工业生产技术方面，陶瓷的生产在继承前人装饰艺术的基础上，大量兴起用笔画彩的方法，发展出著名的“斗彩”和“五彩”，生产大量精美的“彩瓷”而远销国内外。在矿冶业方面，明中后期在采煤中发明了排除瓦斯和支撑巷道顶部防止发生事故的办法，在钢铁生产中使用装有活塞、活门的鼓风装置，实现冶炼生铁的半连续性，并发明灌钢冶炼技术等，使煤炭和钢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在造船航海方面，明代造船技术的发达，“牵星板”、水罗经等导航设备的先进以及驶风技术的高超，为郑和下西洋和明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造纸印刷技术的发达，促进了刻书业的繁荣，除了印刷士大夫科举需要的经史窗稿外，还大量刊刻广大市民工商业者需要的书籍。其中，小说、戏曲之类的书籍有利于提高一般市民的文化素养，而《士商必要》之类与工商业经营管理相关的著作，又对工商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价值观念的变化，加速了社会风尚的演变。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发生变化，“唯利是趋，视仁义若土芥，不复顾惜”（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3）。当时的思想家进一步肯定了人的物欲。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提出工商资本的主张。价值观念的这种变化，对正在急剧转变的社会风尚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纷纷“弃农而贾”。不仅是平民百姓，就连那些封建权贵、地主士大夫也不甘后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康熙《徽州府志·风俗》）。有的行商中盐，有的贩卖钱钞，有的造房出租，有的赁舟取利，有的赴边互市，有的通番下海，有的开机房、典铺、牙店、塌房、官店，连贵为九五之尊的明武宗也大开皇店以牟利。在这股逐利风潮的冲击下，崇尚金钱、追求奢靡、婚姻论财、服舍逾制、伦常失序等现象层出不穷。

第三，实学思潮的涌起，推进了改革事业的发展。明中后期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批判理学空谈性理的同时，积极提倡讲求实学。这股实学思潮，不仅促使许多科学家深入民间，进行调查、访问、观察、试验，写出《本草纲目》、《乐律全书》、《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等一批科学巨著，还推动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学者，投身于各种改革事业，如海瑞、张居正等。后来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讲求实学的一些政治家如东林党人、复社成员，都曾针对现实的种种弊端，力图倡导改革，许多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有些讲求实学的军事家，也大力推行军事改革，如强调“兵事须求实际”的戚继光。有些倡导实学的学者，则着力于史学改革，如谈迁针对“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的状况，广泛搜集列朝实录、崇祯邸抄和百余种私家著述，四出调查访问，摒弃“饰说”，据笔直书，写出了一部明史巨著《国榷》。